每个人对词典都不陌生，我也不例外。小学时用小字典，大学时用大词典，而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加，知识的进一步细化，所用词典的规模也愈来愈大，分类也愈来愈细。然而，这些只能算是对词典这一工具在技术层面上的运用，谈不上情，也算不得缘。而自己与词典真正结缘，并继而“日久生情”则可追溯到 10余年前参编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年出版）之时。这段“情缘”不但使我在学术之路上得到历练，并且最终引导我走上了词典编纂和研究的道路。
　　1997年大学毕业后，我直接考取了西安外国语学院翻译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时任研究生部主任的惠宇教授。本来翻译方向与词典学并无必然联系，但是惠宇教授当时正领衔编纂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作为他的学生，理所当然要从事一些协助工作。从此以后，我便与这本词典正式相识，并在未来的十多年中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时隔多年，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惠老师交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从英语词典、英汉词典、双解词典或英文报纸中收集词条及例证，同时，他要求我每天收听外台，从中收录并翻译有用的信息。所有这些，都要记录在一方方的纸片之上，目的是构建语料库，为词典所用。这一工作不知不觉竟持续了整整三年。其间我逐字逐词地读完了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和《英华词典》，并研读了大量国内外的英文报纸，对其中出现的汉语新词新语的英译、英文的用法及搭配等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和甄别。但凡有所疑问，必和惠老师及其他编辑促膝讨论，不解之处则共同查阅各类辞书进行考证。这项工作，现在看来，不但提高了我的英文素养，也为我当时撰写硕士论文及后来完成博士论文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素材，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对语言的 “敏感性”。而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项工作培养了我批判性看待问题的态度，对“权威”和“经典”不盲从、不跟风，而是进行独立的思考和研究。
　　真正参与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的编纂工作，是在 2000年毕业前的三、四个月。可能是惠老师认为我已经积累了不少辞书编纂的知识，而且对所编词典的体例和编纂原则已极为熟悉，才允许我正式加入编辑的行列。其实我自己做的并不算多，只有 P字部和 K字部的一部分，大约 100多页。但由于常年来的耳闻目染和惠老师的耳提面命，加之对词典的体例及编写程序极为熟悉，我的工作效率却不低，所以经常受到惠老师的夸奖。在西安外语学院期间，正值词典编纂的中后期，在那两间由教室改装而成的简陋的办公室，我们和惠老师一道，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晚上 11点才下楼，然后大家前呼后拥，踏着月色，沐着微风，送惠老师到他家楼下方才散去。2000年我已在上海工作，但寒假刚一开始，便奔赴西安，与惠老师和其他编纂人员一道，一直工作到大年三十才坐车赶回 300里之外的老家。这些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让人振奋。
　　惠老师为词典呕尽心血，积劳成疾，已于 2006年 7月西去。然而，他那高尚的人格、不求名利的洒脱、精湛的学术造诣以及对学术和真理不懈的追求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而 《新世纪汉英大词典》出版之后也好评如潮，成为很多译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之一。2006年，胡锦涛总书记访问非洲国家肯尼亚时，将《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作为国礼赠予肯尼亚友人。在我国诸多英汉类词典的品牌中，《新世纪汉英大词典》脱颖而出，蝉联 2005年和 2006年两届高校优秀畅销书奖。我想，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说是对惠老师最好的回报吧。
　　由于深度参与了《新世纪汉英大词典》收词、配例、翻译、编写、审读的各个环节，我在词典学，尤其是在词典编纂方面得到了一次弥足珍贵的历练机会。这些实战经验，再配以理论的升华，使我很容易就走上了词典学研究的道路。
　　时至今日，每当看到或提到这本词典，我都会由衷地感到亲切，恰如面对自己呕心沥血培养长大的子女。当然，我更会经常想起惠宇老师，想起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情景。可以说，《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给了我许多许多，而我对它也已经由“缘”生“情”。当然，这里的“情”不但包括对词典本身的感情，更包括对授业恩师深深的感激和怀念之情。（作者系英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