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礼士路校址


　　记者顾杰陈锐1961年春节前，梁姗如离开北京，乘坐驶往江西的火车回家过年。在株洲停靠的时候，大家都下车拿火车票去排队买烧饼。她看到队伍前的好几个小伙子买了不少，突然，不知从哪儿冲出来一个蓬头垢面的小孩子，抢了人家手里的烧饼就跑。当时正下过一场大雨，满地都是泥。梁姗如看见那小孩刚跑不远，一个踉跄，就重重地摔在了泥水里，一时泥水四溅。追过来的人们气疯了，使劲殴打这个小孩。小孩就抓着两个烧饼使劲啃，好像那些拳头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梁姗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社会秩序已经开始有些混乱了。”
　　这一年，是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这一年，距离包括梁姗如在内的1959级北京广播学院学生毕业还有两年。
　　“病号饭”与“人造肉”
　　在困难时期，北京的大学生成了国家重点保护对象。刚开始“还没那么困难”的时候，他们的基本温饱可以得到保障。当然这也包括北京广播学院三个系的一千多名学生，这一千多名学生每个人能够得到的保障是一个月半斤肉和三十斤粮食，而在61年以前，大家在食堂吃饭是不定量的。后来粮食不够了，就开始定量了。所谓的定量就是把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一桌，一盆饭和一盆菜大家分着吃。可是由于国家经济生产情况的持续恶化，还是有很多学生出现了浮肿。
　　“这是普遍情况。”59级校友姜平章向记者强调说，“由于吃不饱，上第四节体育课的时候我们爬不上楼，后来体育课就直接停掉了。”
　　当时学校还开设了病号饭，就是一碗面条或者一个玉米饼子上面有几颗黄豆。当时的粮食主要是馒头，但因为没有苏打所以根本没法发酵，“两个馒头吃下去后肚子一点感觉也没有，后来爬楼梯的时候就像电影里的红军过雪山似的，一点一点往上爬。”梁姗如说。
　　即便如此，当时广院的学生们还是想了不少“土办法”。姜平章和他的同学胡永贵有时候就蹲在搜集马路上杨树落下的叶子，洗干净以后放到开水锅里煮一下，煮到叶子都变色的时候，再捞出来放在凉水里泡着，通常要泡三，五天才能彻底去掉其中的苦味，但有时候饿得受不了，也就一口吞了，尽管难吃，所有人还美其名曰“人造肉”，“边嚼边想像你在吃肉就有感觉了，”姜平章一脸严肃地说。苦中作乐，大概如此。
　　虽然日处时艰，有时候姜章平，胡永贵们还能吃上些现在也吃不上的“大餐”，因为当时每每国家派海军去海里打鱼，总会带回来分一部分给广播学院，学校再把这些都分给了学生。而在学校过年的同学每人还能吃到半碗羚羊肉，都是摩托部队从内蒙古打来的。
　　梁姗如回忆起当时的情境，还是忍不住笑得像小孩子一样，“那时候的肉真的好鲜好好吃啊！”当然，这些特殊供应也改变不了学生胃里普遍的窘境，当时学生吃的菜都不敢用牙齿咬，因为叶子里夹杂着好多沙子，一咬沙子在嘴里哗哗响。“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倒一碗开水，把叶子在水里使劲涮，涮完把叶子吃掉，再把上面的汤喝掉，下面的沙子扔掉。”梁姗如说，“也不知是什么菜，把叶子晒干，加点盐加点油就煮着吃了。”
　　恰同学少年让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1959年，那时的北京广播学院还未搬迁至定福庄1号，而是位于现在中央台旧址旁边的一栋马蹄形的大灰楼内。一层是食堂，二层和三层是教室，四层和五层是宿舍。
　　最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运动场就建在房顶上。“那时候打排球、踢足球、跑步跳绳都在房顶上进行，因为只有那一个运动场。”梁姗如说。略显简陋的运动场是学校里最朝气蓬勃的地方，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还组织学生一起在那儿练太极。
　　1959年是北京广播学院本科招生的第一年。前文提到的梁姗如、胡永贵、姜平章等59级校友都是在那一年通过高考考入广播学院的。对于他们这些外省的考生来说，考入北京高校，并非易事，每省只有5、6个名额。
　　当年的广播学院全校有一千多名学生，共设三个系，分别是新闻系、无线电系和外语系。外语系主要教授小语种，很多学生都来自新华社或专业的外语学校，他们来广院进行第二外语的学习。令人很难想象的是，在外语系的历史上，曾经教授过一种没有文字的语言，授课时完全没有文本参考，仅靠声音进行传播。类似的小语种专业培养的是对外广播的专业人才，同时也是为了配合国家的外交政策而进行的专门人才的培养。无线电系则教授广播的发射、收音机的原理和制作等无线电技术课程。
　　梁姗如回忆说，有一次老师让他们班的学生自己分组并自己动手组装收音机，看着桌上满满一堆零件，谁也不知道怎么办。“结果我们组的收音机怎么也收不到音。”想起当年往事，她不禁笑了起来。
　　当年的新闻系下设有电视摄影班，起初共有50多人，在困难时期规模被压缩。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很多地方台都被迫下马，毕业分配工作时很多电视摄影班的学生都没有分配到工作，于是学电视的毕业生大部分被转入广播台当编辑，直到经济条件改善才被调回电视台工作。
　　在姜平章、胡永贵、梁姗如的记忆里，当年的广播学院每个班都有固定教室，学生们一般在教室里上晚自习，有几个广东来的学生，初次到北方，根本就不知道北京的冬天有多冷，坐上火车打着赤脚穿着短裤就来上学了。结果到了冬天连过冬的棉衣都没有，上晚自习冻得直哆嗦。“学校特别照顾同学们，马上统计有多少人没有棉衣棉被，然后发给他们。”
　　除了晚自习，在礼拜天的晚上，所有学生还能围拢在一起看电视，就像现在电影院里看电影一样。“当时学校也没有什么硬件设备，唯一比较好的就是每个班配一台电视机，”姜平章说，“这在北京高校是独一无二的，是我们广播学院得天独厚的优势。”
　　当年的电视节目尽管没有如今这么丰富，但基本的新闻节目、体育比赛和电视剧都有。那时候的电视剧和如今的话剧类似，演员在现场进行对唱，后头的背景就播放影像。“那时候采编班四十几个人，一有新闻、比赛，大家就挤在一起看。”整个教室就像一口下满了饺子的锅。
　　在这段年华中，也有许多人走到了一起。据胡永贵回忆，有一回系里有人结婚。曾经的59级校友，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台长张振华就写了一副对联送去，上联是“无线电系办喜事并非无线相系”，下联是“有情人终成美眷原是有情在先”，词词应景，句句有情。
　　梁姗如和姜平章也正是这样的一对“师出同门”的夫妇，他们在大学时因是同班同桌而相识，然后相恋，毕业后被分配到同一个地方工作，后来组成了美满的家庭，携手走过了50年的风风雨雨。“我和她是同桌，反正就是互相谈得来。”姜平章略带腼腆地微笑说。这时候胡永贵打趣道：“你们千万别向他们学习，但也可以学，学他们热爱学习的精神。”
　　师恩难忘1962年的一天，上课铃响了。胡永贵和同学一道走进教室准备上社会知识课。那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基本上无所不谈，无所不包。胡永贵坐定后，看见从教室外走进一个身宽体胖的中年男人，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脑袋微胖，鼻子上架着一副大镜框眼镜，眼睛温和而有神。他几乎第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吴晗！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当年上课的具体内容胡永贵已很难回忆起来，“他最后那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学习没有捷径，只有刻苦努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除了吴晗，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耿飚、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著名哲学家任继愈、经济学家许涤新等都为广院学子上过课，这些全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在学识上可谓一时无二，一时间学校里大师云集。
　　而这一切，都要拜一人所赐，他的名字叫温济泽———原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教师。59级新闻系的学生都非常敬重这位老师，姜平章回忆说，“我和温济泽可以说是忘年交，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济泽。我们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温济泽年轻时曾在南京进行革命工作，后被国民党抓捕，差点在雨花台被杀害，后来地下党把他救出，把他带回了延安。温济泽成为了延安新华社口语广播部的负责人。当年温济泽和周恩来同志同属一个党小组，温济泽是党小组组长。“后来温济泽成了广播事业局二把手，所以只有他出面才能请来那些著名学者为我们上课”胡永贵说。
　　1957年，温济泽被错划成右派，一段时间后便被下放至北京广播学院，但是当他在广播学院教书教到第六年的时候，“文革”浩劫又开始了，他再次遭受劫难。他所写的文稿和出版的书籍，多半被烧毁，罪名是“四旧”，是“修正主义”；甚至连建国之初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和北京大学新闻专业讲授新闻广播学的讲义，以及刚刚出版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也都被付之一炬。而他的肺部被打伤，加了钢条，“铁肺”成了伴随他一生的名号。
　　在姜平章的回忆中，当年温济泽既是右派，又是反党学习团的首领，可谓当时“恶势力的头子”，但是他为同学上课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什么时候看见他都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神采奕奕，保持着作为一个教师应有的风范。“他是忠诚于党，相信党的，所以他任何时候都很乐观，丝毫不受影响。”姜平章说。
　　周新武是当年北京广播学院的院长，“我觉得我们的院长对人充满了感情，很近人情，对人特别好。”姜平章回忆说。在周院长的领导下，当年学校对学生都特别照顾。尤其是困难时期，吃穿都尽量为学生考虑。学校尽可能安排，改善同学的生活。“当时放暑假还组织我们到中央台去勤工俭学。我就在图书馆抄卡片，一个月赚了30块钱，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二三十。”梁姗如说。
　　当年广播学院还有一批年轻的教师，他们刚从大学毕业就被分配进入广播学院任教，算起来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这其中就有我校赵玉明教授。1959年，他从人大新闻系毕业后就走上了教师岗位，他曾经谦逊地对59级的学生说，“你们是大学生，我们是小老师。”
　　受一批良师的影响，当年的广院学子刻苦学习，创建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了优秀的个人品质。很多同学周末都不出校门，而是呆在图书馆看书。每天六点就起床刷牙洗脸，然后早读。当时学校很重视学生政治上的修养，1962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同学们得到消息，拿了凳子和垫子，半夜去新华书店门口排队，困了就在地上躺会儿。“那是信仰的力量。”胡永贵说。
　　对知识的可敬与追求，对人的关怀与热爱，对信仰的忠诚与坚持，是当年的广院教师打进学生骨髓里的信条，终成为59级校友50年后念念不忘的回响。
　　归来：信仰和时代1963年，一批来自中国各个省份的年轻人离开了他们四年前到达的复兴门外的那栋大灰楼，去了中国各地的电视台和广播台，短短的叙述绝不足以描述他们在北京共同受道解惑的四年。50余年过去了，59级校友再聚首，当年的年轻人已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伴随着共和国历史成长起来的他们，仿佛在当今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内找到了心灵的慰藉和岁月的安慰。所谓中国广播事业的“黄埔一期”，曾经战斗在中国新闻广播事业发展的第一线，固然年轻不在，洗尽铅华，但他们的归来，仿佛重述了那句名言：“老兵不死”，如果一定要再加上一个注脚，希望他们的故事能静悄悄的徜徉在中国传媒大学路边的白杨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