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照如，生于 1963年，山
　　东省定陶县人，现居济南，任
　　《当代小说》杂志社副主编。1982年毕业于菏泽学院中文
　　系，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至今约 90万字。主要从事中短
　　篇小说写作，作品散见于《人民
　　文学》《青年文学》《山花》《天
　　涯》《北京文学》等杂志，作品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多次选载，并入选各种选集和选本，著有小说集 《目击者》《蚂蚁的歌谣》和散文集《献给疼痛》《往事或杜撰》。作品多次获奖，其中短篇小说《鲜花盛开的草帽》获第二届齐鲁文学奖，短篇小说《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获首届泰山文艺奖。


　　大约从14岁开始，我就为能够成为一个“写小说的人”而悄悄地做准备活动了。这样算起来，为了让自己过上一种理想的生活，我已经努力了足足25年。直到现在，我仍不免把小说写得一塌糊涂，有时写“烂”一篇几千字的小说，我可能要伤心好几个月。可是这种情况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心气，我知道依靠自己的能力，能把这件事做好；同时我还知道自己的能力很一般，但加上心气，对于写小说来说，就够用的了。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并不是写小说，而是做一个优秀演员，用我家乡话说，就是做一个“好戏子”，可惜这个理想没有实现，而且今后也不会有机会去实现了。我于1974年开始演戏，那年我11岁，读小学五年级，春天的时候，我和一个读初中的校友一起进入公社成立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里其它人的年龄都很大了，他们大多数是从过去的民间戏班出来的。我跟着这些人在20多个村子里游来游去地演戏，每到一个村子，村里就派十几个劳动力连夜筑起土戏台。戏台也就十几平方米，翻两个跟斗，就从戏台的一边到了另一边。可是就在这么一块小地方，我却找到了很大的发挥余地，我喜欢这样充满了想象力的生活。不久之后全公社的人都知道我戏演得好，他们兴奋得只愿意用我扮演的角色的名字称呼我。记得当时我的拿手戏是扮演一个叫“红兵”的少年英雄，看戏的人们在台下一见到我，就兴高采烈地喊我“红兵”。“红兵！红兵！”他们喊。两年多以后，我的表演才华引起了县剧团的注意，当时县剧团的几个名角都曾向剧团领导提出建议，考虑把我弄到县剧团里做职业演员。由于我是农业户口，要做职业演员就必须转为非农业户口，在当时这是一个牵涉到我未来生计的大问题。可是就在我转户口的关键时期，父亲却拧着我的耳朵，把我从戏台上揪了下来。那时候高考制度恢复了，父亲一心想让我上大学。这是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所以他愿拿着我的户口冒险。
　　14岁那年，也就是1977年秋天，我结束了三年的舞台生涯，一边钻研功课准备考大学，一边开始设想一种大体上和“做一个好戏子”同样快活的生活，很快我就决定了，将来要做一个“写小说的人”。我觉得这两种工作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它们可以使我将来的生活拒绝平庸，永远充满创造力。还是在我八岁那一年的冬天，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到一本小说，它就是那本著名的《铁道游击队》，我见到它的时候，它已破损得很厉害，没有封面，最后还少了将近一百页。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和我的几个姐姐坐在一张大床上，用一床大被子盖好大家的腿，然后由二姐借着一盏煤油灯一起读那部小说。读了整整一个冬天。那个冬天，我们都被书中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觉得那些故事非常神奇，它几乎存在于我想象的边缘，可是还不仅仅是这些，更为吸引我的不是故事，而是，这些故事从哪里来？为什么会有这些故事？我向二姐提出我的问题，二姐回答我说，这都是那个“写小说的人”写在那儿的。我才知道故事并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由一个人编出来的。那时候，我心里已经埋下了一个愿望的种子，这个种子在我当戏子的理想彻底破灭后，开始发芽了。更何况，在我的心目中，写小说和当戏子是两种可以混为一谈的职业。直到现在我仍然这么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的传统一直认为“作家”是一个很高尚、很神圣、很纯洁的字眼，可是我觉得“作家”只是一种需要心灵冒险的职业。这和上台演戏是一样的。这种职业适合我。说穿了写小说就是讲故事，这种事情绝对是我的特长。小时候，我奶奶曾经教会我近百个民间故事和二百多首民间歌谣，直到我38岁的时候，这些故事和歌谣仍能张口就来。讲故事给人听，恐怕已成为我今生永远也戒不掉的癖好了。
　　1981年，我在菏泽师专（现为菏泽学院）上学期间，写出了第一篇小说，那一年我18岁。说是一篇小说，其实也就和在中学里写惯了的记叙文差不多，只是我的确是把它当成一篇小说来写的，而且写得很认真。除了写出几篇小说，我还在中文系发动了一些文学青年，成立了一个叫“野草”的文学社。当时我们文学社的每一个社员都认定自己会成为一名文学大师，我也不例外。二十年之后，听说我的母校仍然存在着一个名叫 “黄河浪”的文学社，而且和当年的“野草”一样充满活力；我不知道它们有没有承袭关系，但是心中相当欣慰。我理解为那是我们的梦想在延续，或许母校校园里的草尖上还在闪动着我们梦想的碎片……如果我的写作之路可以从那一年算起的话，到今天就已经21年了，我愿意把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981年到1987年，这个阶段的开始是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结束是我的处女作发表在一家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当代小说》上。中间的几年时间里，我写的废品装满了四个档案袋，大约有50多万字。当我在“积累”那几个档案袋的时候，朋友们都曾劝我说，不要再写下去了，再写下去，结果有可能很凄凉。但是那时候我还非常年轻，总是认为沿着一条路走下去，就会有好结果，所以我还是继续写下去了。这四个档案袋我保存了十多年，一些纸页的边角都已发黄。第二个阶段是从1988年到1995年，在我的印象中，这七年似乎是我私人文学史的一个空白。我基本上放弃了写作，甚至连书也很少看。填满我生活的是这样一些事情：生了一场大病，出了一次车祸，频繁地调动工作，卷入家族冲突，帮妻子解决济南户口，等等等等。生病和出车祸这两件事，几乎让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掉，这样的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态度，尤其是我对写作的态度。那时候我渐渐明白，写作永远不会让我富有，更不会带给我健康，至于“名气”，那是空中楼阁一般的东西，它也不是我想要的。写作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对生活的绝望，如此而已。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开始，这一年我下了决心，要在有生之年里写出几篇好小说，来告慰我这颗永远无法安静的灵魂。既然别的工作我恐怕都再也干不成，那么我就只剩下写作这一条出路了。我要写出几篇好的小说，有时候我对自己说，反对因袭守旧，抗拒平庸，这两条是出发点，而且因此赢得了同行的尊重。这一年我已经33岁，我写的小说才第一次拿到山东省以外的刊物上去发表，小说的题目是 《0212次班车》，发表在令人敬重的《山花》杂志上。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让我放弃写作，写作已成为我最好的生活方式。
　　1996年，值得记住的还有两件事。第一是和父亲经过长期的斗争，我终于在这一年的春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父亲反对我写小说和我打算做一个写小说的人几乎一样早，他的理由是写小说根本不是一种正经职业，纯粹是“瞎胡闹”。我父亲将所有的小说一律称为“闲书”。那些年里父亲逼我放弃写作的心理，和几年后妻子逼我戒烟的心理同样迫切。每次我回家看他，他都让我搬一个马扎坐在他跟前，问我最近都在干什么。我的父亲，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和最崇拜的人，只是在家里他相当专制。我知道他反对我写作，所以我总是说，我什么也没干，瞎混。他说不对，你不是什么也没干，你还在写小说，这样下去你的确是在胡混日子。然后他会开导我一番，让我长点儿出息。但是1996年的春天，父亲到济南来看病，回去的前一天晚上，他却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以后我再也不会反对你写小说了，可是你至少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问父亲是什么条件，父亲说，“你要在你那个行当里做得最好。”当时我并没有正面向父亲表态，我觉得他提的条件过于严格了。我对自己有所了解，我知道，这不太可能。我准备过上几个年头，等我的写作有点模样的时候，让父亲看一看我写的小说，让他自己判断一下，我在这个行当里面干得怎么样。对于小说，我的父亲并不是完全不懂，虽然他只有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可是他一生读过的“闲书”恐怕要装两马车。遗憾的是，父亲在1996年说过那句让我在同行里面 “做得最好”的话一年之后，于1997年6月14日与世长辞了。
　　第二件事是这样的。因为有着相近的艺术追求，或者干脆说是因为艺术上强烈的孤独感，我和几个写小说的人渐渐聚到了一起，他们是李纪钊、刘玉栋、卢金地和老荒，后来又有老虎。记得我们第一次聚齐的时候，是在济南东仓一间8平方米的简陋民房，那是老荒以每月200元的租金租来的，当时，几个人都很少说话，大家要么低着头，要么用些许虚弱的目光望着别人。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在问，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到这里来？我们的写作到底有没有前途？这样的问题一问就是好几年。几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现在看来，这几个人对于我的写作生活极为重要。作为文人，他们严谨而干净，我们在一起时，总是谈一些纯粹的话题。这些人对我的最大帮助，正在这个地方。我的这些朋友，包括我自己在内，经济上都不宽裕，所以肚子饿了的时候，就去廉价的小酒馆里吃饭，而且并不因此就开始讲粗话；每个人都不愿放弃那些自己看得很重的东西，在内心里和自己较劲，而不是和别的什么人。同时，我们还享受着友谊的快乐，怀揣共同的目标———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汉语小说家。
　　20年的写作经历竟然像过眼云烟，虚幻缥缈。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写出足以让自己、让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感到欣慰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我的最大遗憾。想想当初，我刚刚从戏台上下来那阵子，发誓要做一个写小说的人，这么多年以来我对自己的期望值是那么高，想想这些，有时候真的是黯然神伤。好在写作是一辈子的事，它值得我为此再拿出下半生来试一试。这些年，因为写小说，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有意思。实际上像我这样的人并不多见，我的意思是说，我一直和自己少年时代的愿望走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