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奋只有政治系才喜欢，煽动人民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并不因为某人对我们真诚坦率，因此他说的就是真理。”———尼采来自九十年前的印象在我们的日渐淡漠中快逼讲无法理解的边缘，让我试图鼓起耐心去搜寻场景的片断。一开头就得引用一个颇为没劲的观点“关于‘五四’的谈论，即便十分精彩，对于今人来说，也只是多了个参照系，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中国的丰富与复杂”。
　　让我们掰着指头从1840年数起：梁启超用言论告诉人们他们的急切心愿；陈独秀领着《新青年》通过集合更多的力量和争辩以求甚解站在了社会历史转折与文化变迁的极佳契合点上；胡适弃学哲归国后思“一点一滴如何改造”；鲁迅文章不断相信文艺传播不失为“拯救国民精神”的最佳选择；郭沫若带着诗和话剧燃烧了那个时代的情感；邵飘萍的一篇“勖我学生”照亮了1919年5月3日北大不眠的夜晚。
　　这不是几个人的少年意气，另一根隐秘的线索或是导火线乃是从1840年以后，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救国的问题了。只是，当时人们更多地还是从维系清王朝和大清国的角度出发，想的是如何拯救大清国问题。20世纪初开始，革命党日渐兴起，它们不再着眼于拯救大清国，反而是主张推翻大清国，另立汉人国家，因而提出所谓“救种”的问题，并为此而斗争。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但因袁世凯上台，违背了革命党人的政治诉求，革命党人再度发动革命，力图挽救中华民国，因而再有救国之说。但革命党之新发动，并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被地方军阀势力所利用，形成南北对立和军阀割据局面，这才有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弃救国而倡人权和科学的举动。但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救国问题再度成为燃眉之急，通过一点一滴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实现救人目标的做法，又被无形中搁置起来。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谈何容易，不如先一个省一个省地自行改造起来———毛泽东等就首倡学瑞士的样子，在湖南建立“湖南共和国”，主张以后再通过分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办法，建立中华联邦来解决大中国的问题。
　　刚刚重温了历史它自身强大的主线，而当年的文化生态并非一家之言。提倡复古的辜鸿鸣，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原经，坚守大学独立后梅贴琦，开启性教育先河的张竞生，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夏、朱谦之，坚持托派思想的郑超鳞，传承自由主义火种的储安平，殷海光……一则发幽明于昏暗，一则举一隅以反三。智性的静默，是因为它要沉潜于内心，而时论的喧嚣，如一位诗人所言，是因为“它不如此，以后便没有机会了”。
　　你能想象到五四前夕北大中文系的情景么？
　　“比较表示的最幼稚而且露骨的是学生之间的斗争，所以有人在灯窗下把鼻子贴在文选上看《礼尚》的小自著，同时就有人在窗外高声朗诵拜伦的诗，在屋子的一角，有人在摇头晃脑、抑扬顿挫地念着桐城派的古文，在另一角是几个人在讨论，走出傀儡之家之后他生活怎么办，念古文的人对讨论者表示厌恶的神色，讨论者对念古文的人投以鄙夷的目光。”
　　站得远了自然也看出了其中的局限性，在文人和学生忧国忧民忧心忡忡地自选角度与西方对话之时，我们的独立性和傲骨尚未健全。于是人们热情，但有点浅薄和急功迈利；真诚，但有点偏执与自以为是。
　　数家之言如大杂烩搁在我这锅白开水中，算是乱炖，哪位大厨能辩清其中滋味理应来批评指教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