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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一九四九年他们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一出生就与共和国的脉动同呼吸、共命运。共和国所经历的崎岖与曲折的历程也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他们生命的记忆中。或许,每一个共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在他们的故事中看到自己的人生。









  亲历六十年
□海洋发展研究院教授 刘洪滨
共和国即将迎来60华诞,做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备感自豪。回首往事,一件件历历在目。有艰难困苦煎熬、磨练,也有立功、受奖的喜悦;有失败的痛苦,也有为国争光的幸福。列宁说过,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应校报邀请,回眸与共和国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写出亲历60年点滴,以期共策共勉。一父母从小闯关东,相识在哈尔滨,迫于生计,与朋友合伙做小买卖。1947年姐姐因病无钱医治夭折,母亲只好带着我给老人做保姆,生活非常艰难。
  父亲参军后去长春、沈阳,在前线生死不明。倔强的母亲不顾家人的阻拦,抱起刚刚会走的我,毅然从哈尔滨两次南下寻夫。
  父亲做过卡车司机、小车班长、汽车队长。50年代给空二军张百春军长(70年代为空军政委)、方子翼政委等首长开车。1958年春因身体原因,退伍回乡,做了基层领导。
  1958年随父复员回老家莱州农村后,经历了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的历程。那是个要15年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吃食堂、度灾荒,学雷锋做好事、搞运动,奔共产主义的年代。我们家兄妹4个,我是长子。农村生活比较困苦,每天放学后给家里割草喂兔、放羊、打柴,周末给生产队放牛。为了节约,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时灯头调亮点,读书时调小,甚至借着月光读书。父亲主张小学毕业后务农,我求他说:“让我去试试中考,检验一下六年的学习情况,考上了咱可以不上。”
  我清楚记得,1963年麦收后是带着半布袋烙饼到县城赶考的。上千名考生席地而坐开的动员大会,一中校长讲话说:“大家今天考中学就是过去的考秀才,希望大家考好。”我差不多每门课都提前交了卷,全班22名同学参考,仅通过了3位。目不识丁的母亲知道没有文化的难处,支持我上学,父亲在大家的劝说下也同意了我继续求学。
  当时住校,一般周六回家干农活,星期天下午返校。返校时带着一周的干粮、咸菜,沿着山间小路步行十几里,赶到学校上课。那时农村没有电,没有公共汽车、也买不起自行车,只能步行。尽管如此,上学五年间我从来没有迟到过,也不觉得很苦。
  当时的生活水平很低。能吃上馒头、窝头就很令人羡慕了。同学们的条件更差,穿破、补丁衣服、鞋露脚趾头很正常。当年学生食堂的菜金是每人每月两元,早晚一般是咸菜,每顿合一分钱,中午是5分钱的煮菜。当时我感到最大的困难不是饭菜不好,而是拿什么填饱肚子。由于是长身体的时候,饭菜不耐饥,可以说整天处在饥饿中。天热干粮容易馊,长了毛、拉很长的丝,也要吃下去。面对困难,同学们个个不低头,人人怀有远大抱负和志向,发奋学习,立志要成为祖国有用的人。
  我的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保卫祖国;后来又立志想当一名地质队员,走遍祖国大地,为祖国寻找宝藏。说实在话,从没有想将来当工程师、科学家、教授。我的学习榜样是保尔·柯察金、吴云铎……没有想到一切梦想都变为现实,现实生活比梦想还好。二1968年,我入伍在张思德生前所在部队任警卫战士、报务员。老政委杜泽洲是长征老红军、张思德的指导员,他给我们讲在延安毛主席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为人民服务的场景,要我们好好为人民服务;老连长是文革前林彪的老警卫排长,给我们讲逗老虎(林立果)、豆豆(林立衡)玩的故事。当年故宫是我们的营房、太和门是我们宣传队的排练场、武英殿是我们的宿舍……1969年五一节烟火晚会,毛主席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我们在对面的前门城楼上架设电台、望远镜监测天安门广场动向;国庆20周年大庆,我在金水桥畔东红观礼台担负保卫工作,坚守岗位,保护首长的安全。
  1977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更加焕发了我刻苦学习、钻研业务的激情。当时我们正在淄河地区搞鲁中铁矿会战,每天野外地质填图后,同事们都累得筋疲力尽。我坚持在煤油灯下整理资料、读书学习。1978年春天女儿出生了,每天骑自行车上百里去医院照顾妻子。在产房里,伏在床头看书,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在孩子出生的第七天,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并以专业课96分的成绩,顺利考取了中国地质科学院李廷栋院士的研究生。当年全国招了2000名研究生。
  1978年12月25日晚,我身背背包,手提衣箱,像一个军人,在济南登上了北去的列车,拂晓时列车驶入北京站。在乘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时,我情不自禁地下了车。七年前,作为一名警卫战士我曾守卫在这里,在国旗下站过岗。今天作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从深山回到这里。站在国旗下,望着熟悉的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画像,心情格外激动,浑身充满了力量。
  我的专业是构造地质,专业面宽,综合性强。与导师商定了对我国东部著名的郯城—庐江断裂带进行研究作为主攻方向后,拖着因患肺结核及胸膜炎尚未复原的身体,开始了紧张的野外调查,工作范围涉及到辽宁、山东、江苏三省区,而重点在山东省邹平、章丘一带的长白山区。长白山区方圆几百里,山高路险,交通不便,素有“小泰山”之称。我一个人带一套野外行装,骑一辆自行车,早出晚归,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喝一口山泉水,累了在草丛、树荫、岩石上躺一会儿,每天傍晚下山时身背几十斤重的岩石标本。
  两年的野外工作,取得了大量一手资料,有力地支持了徐志琴院士郯庐断裂带是一个中生代消亡大陆裂谷的观点,并解剖了长白山火山岩盆地这个“麻雀”。首先确定了邹平破火山口的存在,并预测了找矿方向,这在我国古火山构造研究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实例,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有独到之处,并为进一步研究郯庐断裂的火山构造奠定了基础。1981年,毕业论文“邹平破火山口的形成及演化”获由十五位国内顶尖专家组成论文答辩委员会,其中包括地学界泰斗黄汲请、李春昱、肖序长等六位学部委员(院士)的好评。论文答辩轰动了北京地学界,中国地质报采写了《从战士到研究生》的通讯。后经地质部门验证,证实了破火山口的存在,并发现了一个山东唯一中型规模的铜金矿床,这就是后来的邹平铜矿,获得了部级科技成果奖。看到自己流过汗水的地方结出了硕果,感到无限欣慰。三研究生毕业后来到青岛。1983年研究胶州湾成因野外调查时,发现了诸如海岸线利用不合理、环境污染严重、海洋开发不合理等问题。开始逐渐重视海洋开发,特别是资源与环境问题,其目的是更直接地为经济建设服务。适逢山东海洋经济所初创,需要骨干力量。1985年底调入后,投入“七五”国家重点项目“全国海岸带海涂资源综合调查·山东省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
  1987-1989年获首批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剑桥、威尔士大学进修海岸带开发管理,并放弃了导师、威尔士大学副校长约翰金提供奖学金攻读博士的机会。在国外工作期间清楚地认识到祖国不富强,海外游子就没有社会地位。也理解了为什么许多老一辈知识分子放弃国外优裕生活,毅然在建国初期回到祖国怀抱的原因。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驱使我牢记肩负的责任。
  在英国500多个日日夜夜里,野外工作累计达150天,行程15000公里,实现了环英海岸带一周调查的计划,考察了各种不同类型的海岸带,其中包括十几座不同类型的港口、六处遗产海岸、三座核电站和欧洲最大的燃油电站等,基本掌握了英国海洋开发、管理的现状。收集、购买、复印了近百公斤图书、资料,拍摄了上千张照片,为研究打下了基础。完成了《中国海洋开发与管理》的初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3篇论文,3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4次被英国电台、报刊采访、介绍,这种情况在当时留学人员中是不多的,为国争了光。
  多次的出访、国外生活,打开了国际交流、合作的渠道。现与英、美、韩、日、加、澳、荷兰、西班牙、土耳其等国20余家海洋科研院所的专家建立了联系,也成为中韩海洋研究合作的开拓者。四近20年来,工作任务比较繁重,既有行政事务,还有社会活动,但我始终没有放弃科研。主持完成了几十项研究课题,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取得的成果有些是开拓性的,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其中有国际合作、省部级项目,但更多的是为地方政府服务的应用项目。
  向国务院、山东省委省政府、青岛市委市政府提出对策、建议30余项,领导大多有肯定性批示,社会上有反响。例如,1990年省委书记姜春云对《山东海洋开发战略》一文的批示是:“昌礼同志:这是一个重大课题,需要认真抓抓,望予以过问,责成有关部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我是提出《建设海上山东》的成员之一,进入了省委、省政府决策。又如:1997年《关于建立青岛海水利用示范基地》的建议,市长秦家浩等都做了肯定性批示,纳入了青岛市“九五”海洋规划和国家科技部“十五”攻关项目。
  2005年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能源发展的建议,温家宝总理作了重要批示:“望发改委、能源办认真研究,做出长期规划。”作为专家组成员,长期参与了国家、省、市国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城市规划建设、重大项目的论证、文件的起草工作。近年虽然体力、精力大不如前,我用“老牛自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警句来鞭策自己不断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
  60年人生中,童年、少年艰苦生活磨练了自己;军旅、地质熔炉锻炼了自己;热爱自然的阅历丰富了自己;认真、执着造就了自己。
  60年岁月中感悟,要热爱祖国、任何诱惑不动摇、永不背叛。热爱自然,尽可能创造条件到美好的自然中去。热爱工作,把事业和兴趣结合起来,工作就不枯燥了。做人要诚信、宽容,尊重别人,只有别人信任你,才会与你合作。做事要认真、守时、负责任,只有别人认为你靠得住,才会把重担交给你。要有毅力,只有持之以恒,才能克服困难。为保护即墨马山,我奋斗了11年,最终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祖国颂·海大情
□法政学院党总支书记 陈晓明
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之后20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60年来,我是真正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亲眼目睹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亲自经历了伟大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亲身经历了中国海洋大学由弱到强的飞跃发展。
  一、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幸福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初中、高中,都沐浴在党和祖国的阳光下茁壮成长。7岁戴上红领巾时,我知道她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14岁戴上团徽时,我知道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是青年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先后担任过少先队的大队长,共青团的支部书记,校团委副书记,校学生会主席等职,每成长的一步都是党组织培养教育的结果,自己也暗下决心,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长大了要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期间,虽然国家经历了一些政治运动,以及1960年———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但我始终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有英明伟大的党领导,祖国一定会强盛。
  二、“文革”的洗礼1966年,我正读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校被迫停课“闹革命”。因为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但我和几位同学自发组织了所谓的“红旗战斗队”,也参加了全国大串联。最令我终身难忘的是:1966年9月15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主席他老人家亲切地接见了我们红卫兵,看到毛主席慈祥的笑容,我眼泪不住地流,嗓子也喊哑了,鞋挤掉了也全然不知,完全沉浸在无比幸福、无尚光荣的气氛之中。
  “文革”后期,毛主席发出了“上山下乡”的号召,我和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一样,也下乡当了新型农民。可没几天,又被招工进工厂当了工人。在工厂里,我当过翻砂工、车工、钳工,因表现优秀,又被选调到厂长办公室当秘书,并当选了厂团总支书记,后又选调到县革命委员会文教科当了干部。
  这个时期对我来说,锻炼和考验是巨大的,收获也是很大的,它使我认识了社会。艰苦的磨练是自己一生的精神财富,同时也坚定了自己跟党走,相信祖国会富强的信念。最难忘的是,1973年7月1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那就要像英雄雷锋、胡业桃那样,首先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时刻为党的事业奉献终生。
  三、改革的东风1976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山东海洋学院数学教研室当教师,到现在转眼间已过去33年了。这期间,我也从助教成长为具有高级职称的中层领导干部。先后担任过副系主任、总务处、基建处、产业处、公安处的主要负责人。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指导下,我也亲身经历了山东海洋学院———青岛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的发展历程;看到了学校由1000余名学生发展到现在近2万学生规模;看到了学校党政领导善抓机遇,使学校逐步成为“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的过程;看到了原只有鱼山校区,后又建成浮山校区,现在又有了崂山校区的美丽校园;看到了学校校园文化和办学理念的成熟……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吗?海大的发展也影射出祖国的繁荣强大,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伟大的祖国,哪有海大的今天?哪有我们这一代人的今天?
  在海大工作的这33年中,有两件事让我永生难忘。一是在1988年到1991年,我被组织上派往平度市政府任科技副市长,分管科教文卫和计划生育等工作。每天与农民打交道,亲眼看到了中国农民勤劳、奉献、淳朴的风格。与老百姓一起收获着劳动的艰辛和丰收的喜悦,也看到农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二是1999年,我担任学校公安处长期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我校40多名“法轮功”邪教骨干人员全部转化。由于成绩突出,校公安处被授予集体二等功,我本人被省委省政府授予个人一等功。这些成绩应该说都是在党委领导下,全校师生大力支持下取得的,自己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工作。
  再过几个月,祖国将迎来她60岁的生日,我也将满60周岁,面临退休了。回顾这60年,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幸福的。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渡过江、扛过枪、吃过糠、下过乡”,但我最庆幸的是我与祖国共同成长。相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好!也相信我们海大的明天也会更好!